• 家里养了两只猫。一只是流浪猫,每天在小区院子里上天入地,晚上回家吃东西睡觉;一只是苏格兰折耳,静守安宁,终日在窗台上晒晒太阳舔舔毛。他们两住在一个屋子里,如同两种生活状态住在我的躯体里。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特别害怕趋之若鹜的生活。于是在2010年搬离广州大道中之后,又在今年初“形散而生不散”地“回”来了。

    2004年,我作为实习生踏进初创刊的《南方人物周刊》,万老师从一摞高高的书本后探出微笑:“佳月,就把这里当家吧!”此地温暖如斯。致使我在随后几年里仍时不时跑到编辑部排遣“刀光剑影”后的不安,如同每次从命案现场归来总是忍不住要去光孝寺燃几支香火,仿佛唯此才能找回内心宁静。

    这一年,我终于“回家”了。8年前在暖融融的广州秋冬季节,和编辑部的老师们“吃着火锅,唱着歌”,热气腾腾地将杂志端上台面,觉得窝在这里做“实习老师”是多么令人满足的事,一点都不想就业。

    回家的过程却像一场私奔,兴高采烈地丢盔弃甲,不自知地义无反顾。就这样,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苏州,也回到了精神的家园——《南方人物周刊》。感谢杂志成全了我,在这座与大上海喧嚣一步之遥的小城里,还能保有“上天入地”的流浪情怀。

    在这座江南小城安静的阳光里写稿,踏出门槛,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继续风火奔突,成了我目前的工作状态。只是再也不像多年前那般“初生牛犊不怕死”。难以启齿的是,直至今天,我都觉得自己有沟通障碍,若不是采访不得不说话,我可能更愿意谨慎而敬畏的聆听。那是在努力保全一种不动声色的宁静。

    在去往江西新余的路上,我一直都不动声色。那晚在一家街边小旅馆内,听刘萍说到凌晨时分。她的嗓子一直暗哑,眼神却始终熠熠放光。看她在屋边种植,那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生命体;看她在网络上一而再地强调“公民意识”,瞬间又成了一个忘我的斗士。

    后来去临沂,依旧不动声色地摸进村子。村里人惊恐的眼神,让我一度怀疑自己与他们说话,是不是对他们安全的侵犯。转到村边小树林里,陈家兄弟仓皇而来,斑驳的阳光透过北方的杨树叶子打在他的脸上,和他的眼睛一样闪烁不定,像做了坏事般扫视林子周遭。风吹过叶子的声音,都能惊吓到他。他说话的声音颤抖,摸出手机的时候,手也在发抖。可他,只是一个带病的普通中国农民,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令其如此恐惧不安?

    这种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后来刘萍在微博上发来私信,她也去了临沂,前后去了几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不是被扣留,就是挨打,再不然就是还未出江西就被追回。

    南方降温那天,我站在上海火车站广场上,给刘萍打电话,她说她在苏州祭拜linzhao,她说她了却了今生一大心愿。

    一个普通公民的心愿是如此难了。夜色里守在河北石家庄市下聂庄村的张焕枝,要实现愿望,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坐在石家庄市一座陈旧的居民楼里的康家老父亲,他的心愿也难有结果。来年,他们还得日复一日地往河北省高院赶。所有的不安宁已经镌刻进他们宁静的日常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种种的采访多半不快乐。可是一回到家,秋日的阳光洒向满地银杏,猫咪在阳光下庸懒地打盹,一切云淡风轻的,像极了从一重梦境进入另一重梦境。

    慢慢习惯之后,也就没有穿越梦境的心情起落了。眼前的祥和也不过是华西村的幸福园,“幸福”掩映着的许多故事无法说得太细。说到底,无论是几重梦境,其实都展开在同一片空间里。做梦的人因为守着这片梦境,也自有一份宁静。

  • 宁静时,还是能体量到生命流淌的。

    以为日月散尽,年轻的感动也沉睡不醒。可是它却在经典里一唤即醒,且声势浩大:“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也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剧终时,身边的中年女子连连抹着眼角,是一件珍藏的物品令她“老泪纵横”。可是显然,在这蛮荒的社会,经典被轻浮践踏。再也没有一种守候,可以和时间比隽永。

    摩肩接踵之间,瞥见身边男孩的手机短信:“不许看别的姑娘。。。”真是哑然。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还想什么永垂不朽呢,一切都是易碎的。这般年岁,是该有一份从容的情感,在其中尊严而优雅地爱着,像简爱一样以此换得不朽。

    这个“告别的年代”,迎面而来的人来不及相识,就匆匆话别。尽管祝福相伴,可是她或者她,还有她,是不是还能在铭记不忘的某一日,对着大山喊:“你好吗——我很好!”

    急躁令人虚无。你哪里敢回头,也根本来不及回头。即便阳光再好,也无暇在眼光下沉思片刻。为领导,为他人,为世俗,你的人生从不为自己。“为自己的人”基本成为传说。这样的“大度”将自我沉没在人海。

    恍惚的一年,总体而言还算满意。没有亏待自己,遵从了内心,就是最大的胜利。

  •  百年一遇的寒冬并没有预想地那么冷。在四季分明的江南,没有暖气,温暖和寒冷才如此清晰。

        大概是音乐有些悲情,忧伤窜满了屋子。像那校园里些已逝的年终,捧着台灯暖手,暖暖的一杯果珍下肚,再缩进融融的被窝里,拉起床帘,昏黄的灯光打在书页上,几页便会睡去。高中的某个元旦夜,我把自己埋在被窝里,亮着电筒写过去的一年,凌晨时分听见冬天的雷声,我认定那是春天的脚步,快乐地一夜未眠。只是,十多年后的年终,竟然如此忧伤,是因为年长吗?可是从那时便笃信的“成长归根到底是种幸福”,难道是句谎言?

        十年,荞麦发在《收获》的那篇祭奠长篇,一反文艺女的玩世,出奇真诚。明晃晃的阳光照在仙林明晃晃的水泥地,一望无垠,纯粹地难以置信。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守住这种纯粹,任凭周遭多纷繁。

        中午的阳光稠密,在报摊抱了一堆杂志,“2010”的字眼在这些杂志封面上行隆重的谢幕礼。惺惺相惜的兄弟从暖阳的南方连夜奔赴了乐清,我在微博看到他们无奈的行为艺术,抱以苦笑,对我至今仍热爱的那片天空。是的,这一年我以“归零”的方式成为围观者。

        后来的一些年终,在报社的系统稍加搜索,过去的一年总能历历在目地展现眼前,以稿件列表的方式,刀光剑影,被人认为是“叱咤风云”。对此,我也只能抱以苦笑,在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折磨下,甚至连笑的力气也没有。我低估了这个行业与“他人的痛苦”的关系,也高估了自己能承受扭曲的能力。

        每到过年的时候,家中的长辈总会到处烧香祈福。短暂的四年,没有炼就想要的“铁肩”和“妙手”,倒是常常在万般不安中学会了烧香拜佛。我深知那些人的痛苦已然成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本,唯求现世安稳。我总是想起祥哥在现场吸烟的情状,“为他们燃支烟吧。”当转身离去,仍会为寻找第二天的口粮警惕的闻嗅,每当有事发生,总是周而复始地问:“大不大,大不大?”没错,这些痛苦甚至成了我们职业荣耀的基石,不只是情难以堪,良心何堪?

        今年年初,跟随祥哥去火车站,那位没有双腿,常年坐在一块木板车上的老头,已经在火车站盘踞了许多年,他是广州火车站的小蛇头。初春的细雨里,马仔们围拢在木板车周围,手里是刚刚斩获的手机钱包,祥哥和他们聊天,他们顾自摆弄着那些手机……不是电影里黑社会的威武样子,他们只是p民里的一员,像《雾都孤儿》里那些污秽不堪的场景一样。在火车站的清洗里,他们坚强地留了下来;一如我们在秋风扫落叶的言论环境里,坚强地贴着地面。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条废弃的铁路,六年前还是实习生的我,在那里被生命底片的另一面无声震惊到。那一地的针筒,还有天桥下躺着的瘦骨嶙峋的躯壳。只是暗合了我离开前那个艾滋病人身上腐烂的味道,这种味道如此熟悉,在地震后的废墟里,我才确认那是身躯腐烂的味道。这种味道被祥哥深深定格在了他的镜头里,人们感叹他当年应该可凭此拿荷赛的,但是种种力量的博弈终将这些骇人的黑镜头永远锁在了他的电脑里。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没有拿荷赛,也是对的。

    这个世界令人不堪的,除了良心的不安,人世的悲凉,剩下的大概就是虚妄的荣誉了。起凤台的某顿饭,江老师说:“他们把你高高抬起,总有一天也会把你重重摔下。”这个时候,我已经丢失了我最初想要坚持的纯粹,于是四月,愚人节,我完成最后的一班,将游戏的所有积分归为0.

    爸爸说,你要坚持做一名记者,只是因为他认为这份职业够体面。他不知道,如今的记者,一边人人喊打,一边是无止尽的生存焦虑。可是在躯壳远离尘嚣的时候,如2010的年终到来的此刻,它仍旧让我如此惶恐如此忧伤。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会往哪个方向糟糕下去,也不知道自我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如何获得自由的救赎。但是不管怎样,我丢弃了那份不纯粹的扭曲,就一定要回大把大把的生活。尽管这只是掩耳盗铃,也要把自己装扮成一只鸵鸟,钻进阳光哪怕一瞬,哪怕虚假,都是好的。

    就在阳光最为明晃晃的8月,在二三十号人怒吼般诵读出那句:“赵佳月,想想四年前,你怎么会有今天,在火中做水,在水火中做女人,在文字中爬危险的梯子”的时候,我实现了纯粹的生活梦想,起码在形式上。尽管后来的日子,时时默念诗人的另外几句诗:“摇船去秦朝办报纸,一百八十个版我们的头条是:佛。”但是遥远的秦朝在哪里,难道梦想就是一出离奇的“寻秦记”。

    后来我去了几个农村,苏北的穷乡僻壤里,贫困县的垃圾村小楼成排;浙江久负盛名的市场里,90后的孩子在赚钱高于学分的教育下日赚千金……这些地方都在翻天覆地,热火朝天如同遍地黄金一般,近代大师辈出的乡村,被掩盖在熊熊的拜金潮里。留下我在虚假的天堂之光里,不知所终。

     

  • 那是一处集体公房,但我没有降生在那里。20多年后,那一处数十户并排而居的两层楼在隆隆的城市化进程中,轰然倒塌。儿时邻居甚至因为20多年前栽下的一棵香樟树,获得了六千多的拆迁补偿。再后来,连就读的幼儿园和小学都尘归尘土归土了,没有血拆,但一定也没有了童年。

    出生的时候,妈妈在村东边的谷场上看露天电影,我一直想知道她看的是哪一出。她嗔怪当时的爸爸,在别家串门甚至都没有赶回来。后来关于电影的记忆也和爸妈有关,是我记忆中唯一一场一家人一起看的电影,五六岁模样,在那个江南小镇的影院里,播的是《魂断蓝桥》。

    有一个明确的分界岭,是那年大年夜,虚岁六岁,妈妈说那天的饭一定要吃,吃了才算长大一岁。于是那一天,无论吃了多少零食,多饱,也要吃一点饭米粒,饭米粒里会有大豆,不知道是什么兆头,总之这样才算长大了一岁。六岁之后,我们举家搬离,住进了爸妈白手起家的那座大宅。

    那年的年夜饭,其实只有一个芹菜。那些年,好像是家中最拮据的时候,没有玩具,没有糖果,一日一餐有一个鸡蛋便是天赐佳肴。父母日夜不息的工作。妈妈在一家乡镇企业做工人,爸爸是村委书记,他的头发永远高高竖起,mzd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图腾,连发型也“哈毛”。

    那间两层的集体公房里,一户一户挨得尤为亲近。转过一个门就是另一户,同龄的孩子几乎比比皆是。五六岁的孩子没有太多自我意识,他们大概还只是个动物,顺从地接受了降生的环境和家庭。所以当芯芯摆了一整张水泥桌的玩具时,我也没有觉得太过自卑。每户门口有一块水泥桌,水泥砌成的,四个角用砖块支着,主要用途是各家用来刷洗衣服的,但大多数时候,中间立几块砖块,便可以打乒乓球了。

    芯芯是个漂亮的男孩,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秀气得像女儿家。另一侧隔壁的男孩也同龄,他爸爸是上海落户的知青,他便长期在上海奶奶家里生活。同龄的男孩芯芯于是成了我唯一的玩伴,也是生命中第一个有记忆的伙伴。

    后来,学会了汉语拼音,急于写字。于是只能用汉语拼音和仅有的几个汉字夹杂着给芯芯写信。在信的开端处,仔细思量,应该怎么开头呢,搜肠刮肚尽然只有一个形容词“亲爱的”,似乎耳濡目染中是人家常用的形容词,于是便写下了这样的称呼:“qinaide芯芯”。几日之后,芯芯的妈妈来我们家,和我爸妈开心的谈及此事。那是一个张扬的女人,矮胖的身子蹒跚着,还未进门,声音便已经抵达:“你家佳佳要不就给我们家吧。两个孩子订个亲。孩子都有意思。”我妈一直笑,并不会言辞。但是此后,和芯芯的“小情人”关系一直跟着我上了小学二三年级。

    在那几年里,我也成了芯芯家里的座上宾。我可以玩他的玩具,可以吃他的糖果。甚至在爸妈早出晚归的冬日凌晨,我哭着赤着脚跑出门时,芯芯的妈妈也会把我一手抱过去,埋进芯芯暖暖的摇篮里。夏天屋子后面的小河里,他爸爸游泳时,总是一手抱着我,一手抱着他,俨然两个都是他的孩子。

    五六岁时候的我,嘴巴出了奇的甜。阿姨叔叔张口就来,全然不像现在这般哑巴吃黄连,于是也深得芯芯家人的喜爱。只是后来,三年级模样,这位长相俊俏的芯芯便开始连续留级,与我的早慧形成鲜明对比。六岁那年,我们各自都搬离了集体公房。

    事实上,集体公房时期还有个女孩,也是同龄的。只是要挨个数过好几个门,那是个桀骜的叫铭的女孩。我们总是偶尔一起玩泥巴之后便四散回家。她永远扎着麻花小辫,暗紫色外衣,走路鸭子般手脚外张,话语不多,但嗓音高昂。事实上这些印象都是在初中时候留下的,在我们童年短暂的玩耍期之后,便走散了,再次走到一起已经是初中。

    玩耍期本也可以成就一小段儿时姻缘的。但当我怯懦地站在她家楼下,喊她的名字时,一句严厉的呵斥,斥住了我所有与她交往的勇气。那是她怪癖的妈妈,从楼上重重掷下的一句:“你没事找她干嘛!”我悻悻然回家后,就再也没有和铭有过交往,直到离开那里后的初中。

    集体公房时期的爸妈总是忙碌,爸爸有一辆老永久,偶尔跟他的车子外出,一般都坐在三脚架上,他会念叨:六岁坐三脚架,七岁做书报架,等你上学了就可以骑车带我了。我很期待,有一天能骑车带我爸,至今也未实现。

    爸也会出差,我总是期待他出差,然后期待他出差回来。礼物总是在他进门的时刻如期而至,有记忆可考的一件是他到林隐寺带的一枚蜘蛛琥珀,另一件是他从上海回来带的布娃娃。琥珀早已无迹可寻了,娃娃的记忆倒是依稀的,在搬到“大宅”之后,它就在某个时刻突然消失了,再度出现在视野里,是雷雨天里,我搬着凳子坐在大堂门口,望向天空,嘴中默念:“天爷爷,别下雨,明天帮你看家里。”此时,那个红色小碎花布的娃娃就出现在我家前面鸯家的屋顶。某日,鸯爸爸去屋顶查漏,他站在屋顶,一手捏着娃娃问我还要不要,我看到娃娃在他的手颌之间,无助地挂起来,小碎花布已经破裂,露出脏兮兮的棉絮,我痛心地摇摇头。

    集体公房时期的妈妈,大部分时间是和爸爸无休止地争吵。对我来说那是完全不明是非的,除了无尽的惶恐之外,就是期盼从门外来一个大人,可以终止眼前的一切。

     

     

     

  • 你知道吗,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已经困扰我数月。

    我经常坐在电脑前,莫名其妙的日复一日。好几次打开文档,依然被支离破碎的东西打扰,分分秒秒咄咄逼人,然后就匆忙离开。

    每一天,仿佛都在追赶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这种东西迟迟不现身,让我充满惶恐,却仍忙不迭地奔跑,越奔跑越恐惧。

    直到现在,我隐隐明白了我所恐惧的东西里,有一种至关重要的,是我在丧失我一直引以为寄托的能力——表达。所有真切的感受,不断被匆忙的追赶节奏打压,他们蜷缩在身体的某个角落,腐烂,然后消弭。

    而关于文字,以往总是在第一时刻给予温暖的,却不断变得陌生。难道真的,要变成“被幸福追赶的狗”了吗?我觉得自己负债累累,这种负债让自己愈发茫然不知所措。连自己也记录不好,还能记录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那些倏忽而过的磕绊,常常只在心里咯噔了一下,那一刹那,让你焦虑,继而麻木;过几日它再次给你的日子挠心一下,再次麻木。对,这是另一种恐惧,你从不说出口,但是不断累积,恐惧随之加深。

    是的,你已经感觉到这些当下的暗雷,将来总会喷薄,却无法估计他们的力量。此刻,只留下深重的恐惧。

    你很害怕,也许是因为眼下的风调雨顺显得太好,也许是那些忽闪的电光,让你预见了雷暴的到来。总之,不安和害怕一直让你的平静难以安放。

  •     你坐在我对面看起来那么端庄
    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
    我打了个哈欠也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
    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刚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
    刚好这时候你还正喜欢幻想
    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
    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
    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
    你搂着我我就很安详
    你说这城市很脏我觉得你挺有思想
    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我看着你就信了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床单很白
    我看见我们的城市城市很脏
    我想着我们的爱情它不朽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据说结婚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遇到了适当的人而已。它跟爱情毫无关系。我就在听了一整日的张楚,一整日他的爱情之后遇到了婚姻大事。“你早晨起来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听到这最后一句的时候,绝望得想死。可是河童说:“很好啊,最初的爱情就是这样的。爱上的是对爱情的幻想。”瞧,莎士比亚在不同人的眼中总是不同的。
        我被淹没在大多数人的感动里。我在心里大概汹涌了无数次。在庆裕的短信到来的时候,在同事们从天南海北飞来的时候,在昔日如兄长般的领导从西藏发回的证婚短信,在我哥借来宝马给我风光出嫁的时候,我在心里狠狠地想了一下马诺……当然高潮在江宝宝的诗里,二三十号人,眼闪着泪花,浩浩荡荡念一首关于爱情和新闻的诗,然后醉去,然后醒来,然后在夏日星空下,半夜的凉风吹酒醒,杨曦竟然要了一瓶可乐,我在心里巴匝着骂了下他。心里多想继续喝下去,醉下去,但是克制了。

  •     

        写了好几个开始,后来都无疾而终。

        此时我已经在天上兜了一圈回来。看到云朵的幻彩,看到霞光刺目。身体终于成了久违的烂泥,摊在位子上昏昏然。

        飞机上读了几篇麦克尤恩的小说,懵懂少年的成长故事,里面有塞林格的风度,就差骂脏话了吧。初落定杭州,我们就去了苏州。苏州已经不是年幼记忆里的苏州了,声色泛然,迟迟不肯夜去。再也没有评弹声声了。车水马龙里,烧烤的叫卖声,还有恶俗的观前街,竟然有回到广州的幻觉。这座不再安宁的江南小城,是谁让它喧嚣了,再也不愿待字闺中了?

        我在虎丘的时候,老爸说他在南浔,一会就到了金鸡湖。待我买完婚纱,他说他已经在家里种红薯了。。。。越发觉得,兜来兜去,原来最欣赏的生活方式是我爸那般的。

        和拉希德杨疲累中回到杭州,他的小黄载着我们停在粥店门口,我们要了四个小菜,竟然吃得渣都不剩,前所未有的舒畅。拉希德杨又开始牙疼,感冒,真是病娃娃啊。

        到杭州,买了本收获,有陈丹燕的新作,恩这位阿姨终于又有新作了。陪我长大的阿姨,已经开始写40岁女人的姐弟恋了,文字依然玲珑,是小时候咀嚼的味道。很不幸,我的每一步都被她的小说言中,几乎是谶言。

        本想回家的,一场周末会议没回成。不过不要紧,好像随时都能回去似的。这周要好好写点字,无论与工作有关或无关的。

  •     夜幕拉下雨帘,在路灯下闪烁。100米的归途,变得鬼魅起来。清冽扑鼻,夹杂着夏天里的青草味。那个戴着帽子淋雨的男人,缩了缩脖子,疾步如飞。脸在灯光下凹凸有致。其实他不知道快跑不能逃避雨幕。

        从蔷薇盛开之地到日常之所,相距百米之遥。其间会经过一个垃圾收购站,一片大大的废墟上矗立着一间两层小楼,误以为是钉子户。某个归途的下午,有细雨,露着白色泥墙的拐角处,一个白发的老人嘎达嘎达地挥舞着手中的理发钳。坐在他跟前的中年人紧闭双眼,以便细碎的头发不掉进眼睛里。

        路面很干净,偶尔的青苔展示着这个暮春时节的生命力。耳朵里传来的乐曲,叫做“相遇在青蛙鸣叫的季节”,“那个季节就要到来”,她想。

       

  •     忙了许多事情,没心没肺。这是一种最恐怖的状态,当你无法感知自己,感知周遭的时候,麻木是没有存在感的。目前为止,大概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证明自我的存在:读书写字和生活。

        远离新闻之后,就真的开始了“珍惜生命”。先是看着洪杰、张鹏他们去了玉树,心里好心疼,看着小雷公的签名说“没生活”。多么不公平啊,心怀天下,就必须挤走了自己。

        南方的孩子有的来了,有的没来。而我,竟然跑到四川去和云相会了,还滑稽得因为工作。虽然在四川我们各自走路,并没同行。双流机场,这个无数次落脚的地方,见到云,她说:“竟然有点兴奋,觉得有点小浪漫。”哈。后来我们又在杭州见面了,还是因为工作。以前最多就是我写篇稿,正好轮到她编。人心不足到把乔也忽悠来了杭州,当然代价是沉重的。

        

     

         坐在从成都飞奔都江堰的车上,这样不采访不写稿的奔赴,变得心安。而心里郁积的力量仍然有喷薄之势。不知道它何时才能平复,原来如此不堪。以为自己是很坚硬的,四年里,多少次与他人的死亡擦肩,这中间也暗藏自己的,以为自己还是只“初生牛犊”,原来一直一直积压在一个角落里,远离也是必然吧。

         张迪去的时候,还是叮嘱他去看一下张家两老,后来收到他的短信:“出门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我明白自己不是简单的同情,我们都在他们的遭遇里——怜己。生命是孤独的。

         从来就不善于回忆那段经历,那段日子里反反复复的“被回忆”让人对回忆产生反感,于是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对自己有过交代。

         

         从来都对传播学里的靶子理论很反感,越传播越逆反。我从来不敢正视这张照片,无论旁人冠了多少名头,给它附加多少意义,都只能一笑而过。其实,每每看到或者想起,都是一种感觉——心痛。

         荣耀和同情都是荒谬的,只有无以复加的心痛才是真切的。它深深根植进了我的职业生涯,也镌刻进了我的生活和情感里。。。这种刻刀一样的效果,产生的是剧烈持久的疼痛感。我想认认真真地,摆上桌面,剥离了所有的感情用事,直面它一次。

         我的后期工作在做弥补,我想做各种各样关于汶川的事情,建设性的事情,不是一篇稿子,不仅仅是宣泄内心积郁。

         

         

         

  • 重生

    Tag:

        飞过天际的鹄鸥

        请仰视我

        瞻仰我

        重回凡间的高度

        

        路过荒野的人们

        请问候我

        庆祝我

        与阳光下的曝尸

        再无瓜葛

        

        

  • 归去来兮

    Tag:

        我真的回来了,回到生活。回来写博客。

        两个月来的颠沛,离开的前一天还在值班。也终究没有再去跑最后一单活。

        十二个纸箱子搬进家的时候,哥哥姐姐都来帮忙了,电梯显然不堪重负。一场浩浩荡荡、心甘情愿的遣返一般。再也不用去想那些烧杀抢劫的江湖了,逛了两次西湖,看了一场电影,这一切比新闻的真实更能抵达真实本身。

        南国的孩子们依旧时断时续地到来,一波又一波,倒也热闹,把每次见面都当做人生的初见和末见,新鲜又珍贵。

        喜欢曾老师的问候:新的工作好吗?是不是像一场新的恋爱?甜美而不安。就是这样的感觉。

        病成一场持久战,重感冒到小儿咳,伴随着阵阵偏头疼,从辞职的那刻一直延续至今,我唯有将其理解为:工作的变动就是一场病。

        虽然克制不喝咖啡,得知有自助免费咖啡的时候,还是很温暖,这种温暖如同厕所水龙头里的水一样,心里只有一句话在反复:难道真的是换了人间?

        新的创意不断在碰撞,你像在一个游戏场上开碰碰车,不撞别人就被别人撞。那些迷恋我d政风的层级制度消逝殆尽。依然会写稿,甚至深切感到了“幕后推手”四字,仍旧认同这里所做的事。他们把工作叫做“忙事业”。

        每个妈妈都在没完没了地操着心。天昭的妈妈让我很心疼地想到了自己的妈妈。西湖边7080餐厅里,淡雅的小菜,是以前妈妈做菜的味道。我确定,我回来了。

        

  • 新桐初引

    Tag:

        离穗在即

        方向是家

        一切安好

        万事上轨

        豁然开朗

  • 本末不清

    Tag:

    温暖并没有如期到来。潮湿而尴尬,晦暗不见天日,广州的天啊。。。。。

    懵懵懂懂,相当长一段日子里,没有写稿,没有采访,一直处于游弋状态。等待一个转身。

    习惯的淡然,就不会了相处。与周遭的人事物不约而同出现貌合神离状。谁也进入不了谁的内心,谁也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谁也不能真正懂得他物的来龙去脉,google没了那就尽情百度,百度不能告诉我此时此地,我,该怎么办,才能将下一分钟过好。

    该来的迟迟没有到来,拉锯将心坎磨得痛痒难挡。喧嚣依然如故,日日汹涌的信息是混淆方向的主谋。它不能带来真相,如怪兽般出没在视野里,晕头转向。

    睡梦中,有人总是将你推开,难辨真假,总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仿佛要被世界遗弃。

     

     

        

  •    

     

    渤海海冰调查 

  •    给初生的《锦绣》写稿,去找故事,要软。ch反复叮嘱。之前先读范文,人家写得我一点自信都没有,那简直是张爱玲在世,喜欢得不得了。

       写完交稿,然后被勒令“故事不够”,“没有故事”,要再去找。于是再找,再写。这样的稿子,写出来就特别心疼,特别珍惜。再看ch的编辑,把文字变得更美了,却丝毫不曲解原意。

     

    广州:绫罗绸缎里的梦幻

     

    黎明的光线艰难伸进康乐村幽暗的巷子里时,吴全福已经加入到渐渐熙攘起来的车流。这样的状态持续五年了,每次从康乐西街冲出城中村的一刹那,他总会被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射来的强光扎一下眼睛。

    一边是城中村高容积率的握手楼,一边是光鲜忙碌的布匹大市场,吴全福载着那些往村里运布的人们,一天要来回十多次。

    在这里,除去织布,一件衣服的全部工序,从布料到服装缝纫、压花、烫图、制版……甚至机车租售一应俱全。康乐村、凤凰村、凤和村、瑞宝村等“卫星村”在广州年甚一年的“城中村改造”呼声里,以中大布匹市场为圆心,扎堆环绕。

    2010,新年第一天的午后,没有阳光,也没有生意,吴全福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斜搭着双腿,吐一口烟:“闲得慌!”烟雾隐没在瑞康路上的灰霾里。

    这位湖北来的中年男人眯缝着双眼看天光:“又一年!”算起来,他在广州的搭客日子已经五年多,三年前他的“玉河50”摩托随着广州“禁摩”而退役,换了如今脚下这台电动车。

     

    从贩“碎布”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初,开放初萌。家住海珠区的张品贵18岁,完成初中学业后打了两年零工。“年轻气盛,看隔壁大一点的孩子赚钱回来,就羡慕啦!”张品贵偶一听说邻居家在贩卖碎布,便详加打听。

    所谓的碎布,主要来自日韩。“其实是别人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扔掉了的。”边角料如“洋垃圾”一样运到了香港,早年“逃港”出去的人将这些碎布捡回来,通过各种渠道运到广东,“有些是要报关的,有些其实就是走私的。”张品贵问清了来路。

    1982年,那个夏天广州特别热,珠江边的细叶榕纹丝不动。海珠区纺织路上,张品贵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批碎布。纺织路边的几家棉纺厂内,懂行的人们对刚到的新布挑挑拣拣。

    一杆秤,一袋布,张品贵就这样在海珠桥脚下摆起了布摊。碎布不论匹和尺寸卖,“看中了,抓一把放到秤台上一称。”价钱也不定,“看着给吧,相互侃侃价都有,只要不亏了就行。”

    海珠桥下,日出而作的摆摊生活还给张品贵带来了一段姻缘。杨秀丽的摊挨着他,“我们经常把摊子摆一起,也不怕竞争,每天直到卖完才肯回。”

    张、杨联姻是1987年后。那一年,海珠区政府有意将自发的碎布市场规范起来,而此时,中山大学(北临珠江)南面还是一片农田。当时的凤凰村村委闻讯,主动提出愿将农田整饬,出租给布商。

    一年后,瑞康路铺就起来。张品贵们将布摊搬到了这里。“水泥地,在地面上用白色刷子划出一个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摊位。”也算“居有定所”了,每个月几十块钱租金,对生意越来越好的张品贵并不是负担。

    三五年光景,应布商的要求,区政府允许各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搭建铁棚子。“说是铁棚子,其实就是笼子”,张品贵记得有密不透风的房子,是1994年的事情了。“最初是一层,后来盖了近十层的穗康大厦。”

    此后,在一片荒芜之上,一座华南最大、聚集来自全球各地买家的大型布匹市场建了起来,方形成“全球面料看广东,广东面料看中大”之势。

     

    人流、车流和布流

    改革开放初期,与深圳同为特区的汕头一度也成为“碎布料”的进出港。彼时,家住普宁的黄贤生还是个孩子,但是家中的织布厂已经如火如荼。家人从汕头关口运回一些韩国布料,“一大个家族就靠着布生活了”。

    黄贤生家的布匹销往中大布匹市场。(他还)才20岁光景,他已经能帮着家中打理起主要的生意。

    1999年,以布匹批发闻名的普宁流沙镇治安环境日益恶化。“抢劫、勒索成了家常便饭。”黄贤生在父亲的嘱托下,带着比自己小三岁的妹妹,携百万巨款来到中大布匹市场,买下一间60平方米的铺面,兄妹俩将家里的布匹直接运到布匹市场批发。

    最初的几年相对艰难,“没有固定的客户群,也不熟悉市场的倾向”。摸索五年后,这一带的群聚效应却越发明显,“客户来自五湖四海,浙江、河南、北京都有。”除此之外,他的布很大一部分也销往几步之遥的城中村。

    25万流动人口,5000多家制衣厂,3万多家商铺……这是三年前城中村规模的初步统计。中大布匹市场以及周边的五个城中村,每天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人流、车流和布流,川流不息。

    最初单个的市场发展到几十个,方圆上千平方米的弹丸地,不断辐射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平方米。从地摊变成铁皮棚,如今数十栋百货商场拔地起,当年卑屈地摊的绫罗绸缎登堂入室,名正言顺地成为华丽渊薮。

    而华丽背后的城中村,本地土著早已迁徙入高尚住宅,寄生于布匹市场的服装小作坊,使得租金昂扬直上,让附近的居民艳羡不已。

    黄贤生看着不少布行将部分布匹发往几里地远的城中村,那些小本经营的服装厂十多年来生存良好,也不禁动起了开服装厂的念头。

    “你看这一片,什么都有,要针机有针机,要定版有定版,就是你实在没设计师,大马路上摆地摊卖的服装书也足够了。”这是黄贤生的下一步计划。当然,城中村内阴暗的环境和恶劣的治安也让他难以释怀。

    凛凛寒风里,超短裙摇曳着带霉味的空气,金黄色的劣质皮鞋淌过一个个黑漆漆的水塘。张家炒菜的锅里嘶嘶冒着热气,从李家的窗口一伸手便能将菜盛走。此起彼伏的吆喝夹杂着车轱辘声,在晦暗的过道中绵延而去,行人不停地要侧身躲避疾驰而过的车辆。某处,两辆运布三轮车狭路相逢,巷道里突然寸步难行。

    安静只有随着暗夜笼罩下来才能正式降临。而此时,那些昼伏夜出的老鼠和虫豸如同白天流动的生命一样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尽管如此,数十万奔突不定的人们背负着朴素的致富梦想,从遥远的家乡蜗居于此,试图担回“黄金万两”。

    这一切,却差点让这个市场建立的官方意图胎死腹中。开办初期,官方对这个市场的态度充满矛盾,尔后是默认——既不支持也不限制。“这里经营的毛线、布匹为三类易燃物品,特别是化纤产品等极易引起火灾,而那里的消防水压又严重不足。整个市场仅有一条5米宽的通道通向主路,而路口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道路拥堵不堪。”康乐村村委一位陈姓工作人员回忆,至今防火和治安两大问题,依然是掩盖在千柔百媚的布料下的心腹大患。

     

    今夕何夕

    五年前,吴全福跟随老乡来到这里。“我有车,他们说这里需要运输,我就来了。”工商登记中,“中大布匹市场”无迹可寻,那不是一个商铺名,然而人人都能指着跌宕复杂的路牌对它的位置描述一番。

    与“岭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一街之隔,它的名字在全国纺织重镇中家喻户晓。江浙一带批发市场的广告牌上,“中大轻纺城”的字样隔着千山万水显赫。而事实上,新港西路北侧真正属于中山大学的静谧和书香,与马路这边的喧嚷看似老死不相往来。

    与布匹市场毗邻而居的,却是一处羊城旧景,名为“漱珠岗”。

    岗上纯阳观建于道光年间,广州道教中人有“北到三元宫,南去纯阳观”之说。观内纯阳殿中,供奉的是“纯阳子”吕洞宾。观中还有杨罕祠和清献祠,供奉的是岭南两个著名学者杨罕和崔与之。朝斗台在纯阳殿后面,是李明彻编纂《广东通志•舆地略》时,为观察气象和星辰变化而建筑的观象台。

    元旦当日,观内雾霭缭绕。马路对面,福利彩票抽奖的音乐从布匹市场肆虐而出,观内香火却顾自虔诚而怡然,拜纯阳子“谢太岁”。善男信女少中有布匹市场内的逍遥客,“这时候,他们都忙着结算盈余,烧香拜佛还没数手中钞票来得实在。”卖香火的老人说。

    新修的纯阳观围墙边,一辆大货车“叫嚣”着擦墙而过,虚幻了墙上清淡无为的道家字样。

    穿过人声鼎沸的布匹市场,直入康乐中约,村里腐朽的潮气迎面扑来。南新街二巷9号门牌下,72岁的刘芝兰身前摆着蝴蝶牌缝纫机,老花镜、松紧带、粗拉链……这样的穿针引线已经有四、五十年之久。隔着一扇门,77岁的刘玉祥靠在门框上,手里一张《参考消息》被翻得哗哗作响。村里除了不舍离去的老人家,便是外来打工者的天堂。

    康乐村并没有它的名字听起来祥和,但传说中,却和一千多年前的历史有些关联。东晋游历“发烧友”谢灵运任临川内史时,因诗获罪,被告为意欲谋反,罪该正法,后被“降死一等,徙付广州”。但又被告密谋安排人马途中营救,于是“诏于广州行斩首曝尸街头的弃市刑”

    而谢灵运承袭父亲爵位被封“康乐县公”,世称“谢康乐”。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国后,谢灵运的爵位降为“康乐县侯”,康乐村由此而来。

    今天的康乐村,并没有因为坐落在中山大学南面而沾染上些许文气,反而几乎每年都有恶性治安案件发生,这里的租客主要是村内服装作坊的打工者和大学生。由于面积大,街巷窄,无牌证工厂密集,供电设施老化,康乐村的火灾隐患近年一直为人诟病。

    吴全福12岁的儿子在村子中央的康乐小学读书。伟业服饰,联合服装,数以百计的厂牌在康乐小学周围高低起伏,服装厂的轰隆声淹没了朗朗书声。吴全福深知儿子学习环境恶劣,却也无奈:“有个地方呆着就行,省得大人操心。”

    老师们担心的远不止噪音这么简单。围绕在学校周围的服装加工厂,将排风扇呼啦啦吹向校内:“粉尘、印染化学物……这些更是无形杀手。”尽管如此,刘老师还是很谨慎:“还不能声张,要不然下学期就招不到学生了,老师们怎么吃饭?”

    事实上,村里给学校的租金已经是最低,“有一所学校在,总是好的。”吴全福对现状表示理解。

     

    女工寻梦

    当吴全福驾着摩托南下的时候,18岁的福建女孩莉莉放弃了学业孤身来到广州。在这片50万平方米的“布海”中,手持订单在不同布行前(彳亍)穿梭的莉莉与老吴仍是陌路。直到三年前,莉莉倒在五凤村宿舍的煤气中,此后尽管布匹市场从打工仔到老板都慷慨捐助,也没能唤醒莉莉。

    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吴全福载着56岁的刘碧珍站在车水马龙的瑞康路逶迤前行,这是刘碧珍第几次循着女儿的路到这里,还会来多少次,他自己也不明白。莉莉离世后的三年,来这儿成了一种惯性。他的目光在拥堵的街头搜寻,期望能偶遇莉莉当年工作的天源第八创业布行老板王爱军,他要为莉莉讨回公道。

    在中大布匹市场这个庞大的“大工厂”里,莉莉的工作是,每天接收老板从香港传真过来的订单,然后跑遍中大布匹市场,按照订货单上的规格买布,月薪800元。大多数布行则直接将来自全国的布料送到城中村的小作坊中加工成衣。

    “喂吼——让一下,让一下!”一辆满载布匹的人力三轮车擦着刘碧珍的前胸而去。三轮车、电动车、小面包车在这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瑞康路上无序穿行,在一百米处嘎然而止,堵死。

    路边一家无名的布行里,一位侧身躺在布匹上看报纸的年轻人看到刘碧珍:“来啦!”刘碧珍记得他,在莉莉昏迷的日子里,在市场内奔走相告,换来了十多万元捐款。每次来到这个市场,刘的心情总是复杂:“好心人捐钱,无良老板却杳无影踪。”

    利得布行内,陈丽英正在清点刚到的布匹。这位茂名女子的梦想与莉莉当年相仿:“离家看世界,赚钱养家人。”莉莉昏迷的三年前,陈丽英刚到布匹市场帮人看铺,从每个月不足1000元的收入里抽出一张50元人民币,塞进捐款箱。

    素衣,发端自然曲卷,她捋了捋额头挡住视野的发线,拿过横在铺内的几卷毛布,从摆着功夫茶的桌子上拾起一支笔,在墙上挂着的账簿上写了一笔,门外那辆蓝色的货车便喘息了几下,扬长而去。

    年末的生意显得清淡,坐下来之后的陈丽英有些百无聊赖。康乐村里,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与另一姐妹挤住其间,“她在村里的制衣厂做印染,经常加班,晚上我得回去做饭。”用塑料凳支起的电磁炉上,一把青菜,一束面条,一餐晚饭。

    琳琅布匹之间,梦想让她们简单而知足。